五九年读的追忆

五九年高考发榜之时，我在漳埔乡下（福建省烈军属子弟学校同学柯元和的家乡）调查老区老革命的事迹，打电话问妈妈，才知是分配到福建师院英语系。我第一个反应是：不去。不知天高地厚的我，高考前填第一志愿时，十四个栏目，填的全是北大复旦这类重点学校的新闻系和中文系。谁知心高才浅，被安插在我想都没想过要读的英语系。后来，决定先去报到， 再转系。走以前，一中一个老师曾说要给我四块钱，后来没消息了。一个阿姨曾说要给我一个洗脸盆，也没消息。妈妈还是凑了一些钱给我，大姑婆也给了我六块钱。到了厦门，我买了一个价格较便宜的小脸盆，还买了一张五块多的火车慢车票，就到福州了。到站后，就听到大喇叭在播我的名字，原来是小学同学潘健飞来接我了。我们找到师院外语系的接待站，把行李交给他们，就和健飞步行从火车站走到他在水部的家里。健飞和我本是福建省烈军属子弟学校的同学。他是军属，后来却因为他爸爸的历史问题（国民党时期当过县长），哥哥提前从部队里复员，健飞也考不上大学了。那个时候，大学录取执行严格的阶级政策。我们高中（龙海一中59届）毕业班中家庭身份稍差的，很少被录取到好学校去。

第二天，由健飞陪着，到了仓前山麦园路11号的外语系。我第一件事是找到系里管学生的林启福老师，要求转到中文系。他说了些什么，我忘记了。但我很知趣地拿了行李去我的宿舍和教室了。我是63级英专A班，全班有20人，约一半是印尼侨生。这20人到了四年后毕业时，少了7个人，其中一个转学，两个病退，四个被开除。被开除人中有原来的班长和团干部。这也差不多是我与共青团无缘的原因。我本来还想争取入团的，后来问明白入团必需请人家当介绍人，再按时向他们汇报思想，我就知难而退了。那个时候，我虽然穷得很多都缺，但自尊心和志气还是不缺的。[单击右边的照片可放大。上面就有后来被开除的两个团干部。]

不过，我跟班上大部分同学还是很好的。侨生们一般比国内生单纯, 坦率。我的最好的朋友是一对后来成了夫妇的文宗和箴英。文宗是厦门人，文娱委员。四十年过去了，每当我听到《草原之夜》这首歌，我就想到文宗当年唱这首歌的翩翩风度。59年到63年间是中国所谓自然灾害的时期，物质很不丰富，但政治上相对放松。我们有下乡劳动过，但很少整来整去。系里周末经常有舞会，弹电吉它伴奏的大都是本系或外系来的侨生，跳舞的有本系或外系来的靓女。我曾经慕名去看过一回，但马上就知道去那种地方要穿戴整齐，打扮得体。连一双皮鞋都没有的我，自惭形秽，从此就不再去了。不过，我却也找到属于我的角落：我的书桌。五九年国庆大庆的五天假期，我向一个老师借到一架二十年代的英文打字机，一连五天，从早到晚，我坐在我的书桌前学打字，严格的十指指法，touch type。带子打不出颜色了，用煤油沾沾，继续用。后来，打字机带都有破洞了，就去买了复写纸，垫着打。拜伦、雪莱、济慈的英文诗，我就是这样一首首打到我的活页纸上的。四十年后我初到美国，想寻求一份工作。无论英语试题或键盘打字的速度，我都是轻松地一试就通过的。

侨生们大都学过英语。我呢，中学学的是俄语，因此英语是从ABC学起。开学几个月后，老师把同学按程度分开，我被荣幸地分到较好的那半，虽然有一个女侨生同学当场提出异议。当然，我很快就超过她。事实上，到毕业时我已经基本超过全班了。说基本，是因为我的口语还不是最好的。回顾原因，第一是我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学习上。我的一个侨生同学每星期看二部电影，我一学期都没看过一部。我的同学们周末都去参加舞会，我仅仅去过一次。第二，我学习得法。学习可用的东西，别人有却不会用，我都借来用了。我的一个侨生同学有一些简易英语读物。他没读，我都借来读了。第一本简易英语读物是 David Copperfield（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）。四五十年后在美国的车库拍卖中我看到有原著在买，觉得倍加亲切，立即买了下来。我的这个侨生同学还有一本 Hornby 的英英（英语解释英语）词典。他没用，我借来用，发现很好。几年后该词典在国内有卖时（所谓的影印本）我马上买了一本，受益无穷。（十五年后我到厦门大学任教，听同事们吹他们怎样让本科生使用英英词典。他们其实不是先知先觉。）另一个同学有一本俄国人写的英语语法书，我也借来看，并陆续买了许多语法书，很快提前过了英语语法关。1959年“大庆”（国庆十周年），外语系办灯谜晚会，许多奖品都被我独得了。因为那些灯谜都曾经出现在英语学习的杂志上。显然只有我一个人肯花时间在图书馆读英语学习杂志。第三，我的语文水平比他们，特别比侨生们，都好，因为我从小喜欢读课外书。这语文是指中文。但语言可以相通。文字形状有别，但灵魂是一样的。

到了四年级，我有志考研究生，但报名要经系里同意，他们不批我（大概是因为我“没有追求进步要求入团”吧？）十五年后，到了1978年，我终于成了文革后第一批的英语研究生，到了厦门大学外文系完了我的研究生梦。[左边的照片拍于大学毕业前夕。我的同学林璨崎让我穿上他的西装，还给我打上他的领带。]

再说说健飞, 他入大学没门，只好自己学医。历尽挫折，全家还曾被赶上山下乡。四十余年过去，他现在是福州市一位很有名气的坐堂中医了。“三指努力知分晓，两服争取见疗效”是写在他名片上的宣言。如果没有民间医学的这个宝藏，如果没有他的灵性和拼搏，他差不多就在那个制度下被压碎了。“还好有中医，”他曾心有余悸对我这样说。

大学四年里，我唯一跟一个人打过架。他是我的同班同学，厦门人，姑叫他老夏。 起因是与我同寝室的姚智荣有一个订书机丢了。有一天，我在对面寝室看到一个低班同学在用。一问，说是老夏借给他的。我回来后告诉姚智荣。姚智荣马上找老夏讨了回来。老夏在走廊上 看到我，责问我怎么说他偷东西。没说两句，挥拳就打了过来。姚智荣正好在他身后，顺手就把老夏抱住。我看到老夏双手被抱住了，乘机往他肚子打了一拳，然后跑回我的寝室，把门锁上。老夏在门板上推打一会，臭骂一阵，后来没动静了。我知道他是回他寝室去了。但以后再见面，他仍然要打我的，因为他个子比我高大。躲着拖着都不是办法，长痛不如短痛，我就自己开门走进隔壁寝室了。果然，他原来在他上铺的床位上躺着，看到我送上门，马上跳了下来，骂骂咧咧地扑将过来。黄文宗在他的下铺，连忙站起身，口里叫“渥渥渥”，双手把他栏着。黄文宗是个对大家都很好的人，有他出面调停，老夏也就罢休了。后来直到大学毕业，我们虽然不再说话，却也相安无事。

那个年代，我们时常有下乡劳动的事。“瓜菜代”那一年冬天(应是1960或61年)去长乐的农村。寒冷的天气还去挖烂泥。女同学杨耀华得了水肿，还拼命拖着，结果晕倒从沟上跌了下来。才干几天，老夏家里来了电报，说他父亲病重。老夏就回厦门去了。两个星期(或四个星期)以后，我们结束劳动，也全部回到福州。不久，就传出老夏受处分了。原来，他的父亲没有生病。是老夏让他的中学同学打假电报来的。系里团总支派人去厦门调查，跟他父母见了面。他父亲是工人，大骂他儿子不孝不争。老夏终于作了检查。由于他是团员，就得了个团内警告(或严重警告)处分。

大二或大三，我们搬到楼下的大寝室，全班男生都在一起，还加上几个低班同学。老夏仍然喜欢欺负人，特别喜欢欺负一个低班的同学。那个同学其实身体比他壮，但都让着他。直到有一天忍无可忍要跟他打了起来，老夏才收敛起来。

六三年毕业分配，他分到我老家的中学龙海一中。暑假回去，老校长见到我，打听老夏的情况。我没有说他曾被团内警告的事(但档案里肯定有)，更没说他曾跟我干过仗，只说他学习成绩一般。有一年我回去在街头(圆圈)远远看到他。他也看到我，彼此没有打招呼。我的弟弟当时是一中学生，老夏后来教过他们班。弟弟说，老夏知道他是我的弟弟，但对他不错。文革初期的一九六六年，黄文宗告诉我，老夏被押送到县看守所了，罪名是企图投敌。审查人员找上门来，调查老夏在大学里的表现，并查问毕业后这几年是否有跟他联系，是否知道他企图投敌。幸好，没有牵连到文宗等大学里跟他较有来往的同学。文革中，我当逍遥派，在家乡住了一年多时间。有一次到母校去找陈桂生。桂生是复退军人，来我们学校(福建教育学院)培训过，后来跟我弟弟很要好，现在是校革委会成员。我问起老夏的情况，他说县看守所刚打电话来，说可以去接他回来了。我没有为老夏说好话，但也同样没有跟桂生提到大学里的事。人各有道。种花者得花，种刺者得刺，一般都是这样的。

一九七七年文革后期我自己回到母校，任英语教研组组长。这个时候老夏已经调到漳浦县了。他娶了一个老教师的女儿，而这个女的老家在漳浦。再不久，就听说他病故了。老夏的一生，有心计但没志气，喜欢取巧省力，却往往误了自己。他是不幸的，但他的不幸，除了得病，有相当一部分是他自己造成的。文革中被关押到看守所一事，显然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冤假错案，但跟他自己应该有一定关系，因为他是团员，家庭成分是工人，本不是运动的既定打击对象。想起老夏，一方面是怀念有恩于我的同学们，另一方面是加深一个信念：即为人应该有志气。这样，当你回顾过去，你将不用为自己曾经荒废青春而后悔。

燕南 始记于 2002年4月4日，2016年11月1日修改

后记：

大学教育对人的一生有极大的影响。我的今天，其实仍跟四十多年前的这大学四年有关。毕业后，同学们各走天涯，很少联系。但我经常想起他们，尤其是班上的印尼侨生们。在那个特殊的“瓜菜代”时代，我们这些“国内生”们沾了不少光--或者说不少油，不少粮。每逢郊游，或其他活动，都是他们出粮出油出钱。他们还给我华侨粮票，让我寄给妈妈和弟弟(结果妈妈还是买了饼干寄来福州给我)。我没有手表，一个侨生同学（杨耀华）把她的闹钟借给我。那时我体质差，怕冷。有一个同学(天雷)送给我一件夹克，另一个同学(杏恩)借给我一件毛毯。我一心想买一个打字机。东街口的旧货商店有一台1920年代出品的 Royal 牌的英文打字机，人民币七十块。我去看货看了好几次，告诉妈妈我想买。她变卖了几件家具，给我汇来四十块。一个侨生(杏恩)借给我三十块。到了毕业后我有了工资，想还那三十块。一问杏恩，才知道那三十块已经由另一个同学在毕业前夕悄悄代我还了(见文宗箴英)。这个英文打字机跟了我二十多年，，从没有坏过。我还常常给它拆洗加油。有一个部件曾经不灵，后来也让我修复了。直到八十年代“改革开放”后，我以英语研究生身份从教育部申请到一台英文打字机的免税额度，我在香港的另一个同学(璨崎)才给我买了一个新的。

到了美国以后，在电脑还没普及之前，市面上出现电动的智能打字机，可以先逐行输入再逐行打印，还可以存入与输出有限的文档，对打印重要的表格（如签证、移民）很有用。我学电脑是1988年从“苹果II”（Apple II）开始的，用的是5¼软盘（360k）。后来，进步到手提电脑，没有硬盘，但有两个3½软盘（720k），可以把整个英语词典的词库输入到电脑的640k的记忆体（RAM）中。再后来，才有彩色屏幕、鼠标、硬碟，等等。

 

印尼民歌“星星索”是当年(六十年代初)在我们学校(福建师院外语系)常可听到的歌曲。东方歌舞团陈俊华在央视四台国际频道上的表演(影视文件见下)，原汁原味十足。收录在这里，以推崇她的演出，并纪念当年的印尼侨生们和从他们那里听到和感受到的印尼风情。下面第二首“星星索”是 MP3 格式，不到 4MB，是另外一组歌手唱的，也唱得很好。

燕南 补记于 2006年12月13日

 

另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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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ass of 1963, English Section, Foreign Languages Dept., Fujian Normal College, with Prof. & Mrs. Zhuang		福建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 63级 A班  后排：黄文宗、吴清英、姚智荣、庄燕南 第二排：黄箴英、钟庆凤、李少义、骆元金、林韬 前排左起：庄玉风、杨耀华、庄师母、庄传升老师、黄淑英、林云娟
money-order slips from my mother		读大学期间妈妈寄来的一些汇款存单
posting, 1982, with former dean of college days		82年间与原系主任谢德贞合影
college diploma of 1963		大学毕业文凭(1963年)

 

Updated August 11, 2023
网页更新 2023-08-11